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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P）因素“十二五”期間，得益于國家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度不斷提高，環境監測行業迅速發展。2011年9月發布的《國家環境監測“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完善環境監測法規制度和體制機制，強化監測基礎能力，加強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建立健全環境監測技術體系，提高環境監測公共服務水平”。這標志著我國環境監測體系建設的序幕的拉開。2015年2月，環境保護部發布《關于推進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指導意見》，提出全面放開服務性監測市場，有序放開公益性、監督性監測領域。隨后，環境質量監測事權上收催生了巨大的市場，成為環境監測行業公認的利好消息。同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全國統一的實時在線環境監控系統，實現生態環境質量、重大污染源、生態狀況監測監控全覆蓋。2015年底，財政部和環保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持環境監測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了財政支持監測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工作目標和基本原則，支持建成國家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監測直管網，積極推動地方環境監測體制改革，全面落實企業污染源監測的主體責任，大力推進環境監測市場化改革。經濟（E）因素對于環境監測行業，充足的經費保障是環境監測工作正常有效開展的重要基礎，《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提出，完善與生態環境監測網絡發展需求相適應的財政保障機制，根據生態環境監測事權，將所需經費納入各級財政預算重點保障。《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處理辦法》對我國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的具體行為以及相應處罰進行了詳細規定。另外，《環境保護公眾參與辦法（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等一系列措施也進入征求意見階段。我國的環境監測市場將逐步告別政府“壟斷”，向“社會化”、“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在“十二五”的政策熱潮下，2014年，環境監測儀器整體銷售額達到196.4億元，實現2011—2014年復合增長率約為22%。“十三五”中央財政將繼續加大對環境監測行業的資金支持，利用市場手段促進污染減排，推進環境監測體制，加強在重要區域、跨界環境質量監測等方面的事權，建立中央、地方、企業責任邊界清晰的環境監測體系。社會（S）因素近年來，環境污染愈加嚴重，污染事件頻頻報道，新聞輿論對環境問題的監督力量顯著增強，社會環境監測力量發展迅速。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市場初步成型，一些省市紛紛出臺了關于政府購買監測服務和社會檢測機構管理的指導意見或地方性法規，一些地方的社會環境監測機構已經在環評現狀監測、企業自行監測、自動監測設備運行維護等領域承擔了部分監測任務，如東莞市啟動社會化試點，每年通過公開招標的方式，依據綜合評分排名確定一定數量社會檢測機構進入政府采購服務庫；北京市環境保護局對申請單位進行環境檢測機構能力審查，并認定首批3家環境檢測企業；山東省探索實施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的“轉讓–經營”模式運營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前環境監測能力與環境管理需求的矛盾。同時，隨著“互聯網+”向環保產業的延伸，環境監測行業成最佳入口。2015年8月發布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著力從三個方面推進“互聯網+生態環境監測”：一是建立統一的環境質量監測網絡；二是建立生態環境監測數據集成共享機制；三是構建生態環境監測大數據平臺。標準的統一，數據的共享，信息的公開以及大數據平臺的建成，可以推動全社會關注和利用監測信息，有利于提升監測數據質量，有利于污染的治理和生態的保護。技術（T）因素長久以來，我國環境監測技術存在不少問題，如：監測儀器落后，部分國產儀器不能達到要求；監測質量的監督管理力度不夠，數據造假現象時有發生；監測技術方法落后于發達國家，某些污染物尚缺乏標準的分析方法等。這些不利因素對我國環境監測業的發展形成了制約。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環境監測行業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新聞輿論以及人們對環境監測行業的關注不斷加大，我國環境監測技術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環境監測手段由以前的單一分析逐步發展為物理監測、生物監測及衛星遙感監測等多種監測手段并用，彌補了單一手段監測的局限性；環境監測由原來的間斷性監測發展為現在的全自動監測，需要監測的污染因子也由原來的幾十種到現在的百余種；監測標準不斷完善，國產監測儀器的先進性不斷提高。預計“十三五”期間，我國環境監測將進一步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來源：中宜環科環保產業研究）